《管理学家》2008年4月刊封面文章：论语加算盘的大师涩泽荣一(来源：《管理学家》)

　　主要撰稿人：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从倒幕攘夷到师夷维新：涩泽荣一的成长经历

周见、闻华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能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确实宏伟非凡，远非他人所能比拟，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的少年生涯

　　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今琦玉县大里郡丰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涩泽市郎右卫门，母亲叫荣。他家有三个男孩，涩泽荣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早夭，从不大记事时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涩泽荣一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在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七岁时，又让涩泽荣一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戚为师，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个颇具志士风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涩泽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

　　涩泽荣一的刻苦好学自然让父母高兴，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个儒者。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的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独子”会变成娇生惯养的借口，而在涩泽这里，“独子”地位更加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

　　然而，社会环境从另一个角度在教育着涩泽。幕府时代的日本，与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从宏观角度说，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使社会阶层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例如，日本很长时期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科举制却并未被日本搬过去。科举制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却是让传统中国人们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制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垂直流动的写照。而日本的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传统，与缺乏这种流动渠道紧密相关。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在他们“出人头地”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涩泽在家里是顶梁柱，在村里面对的是人们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会上则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年轻气盛的涩泽来说，具有极大的刺激。在涩泽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代替他的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从“倒幕攘夷”到幕府家臣

　　涩泽荣一的成长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幕府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局势下，涩泽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始表达对社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寻找改变社会处境的道路。年轻人的激进，同年长者的沉稳会形成鲜明对照。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十岁以前不激进是没血性，三十岁以后还激进是没脑子。涩泽荣一在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激进。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出于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狂热地加入了攘夷倒幕运动。1863年，涩泽荣一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的士气。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恰好这时又有知情者被捕，涩泽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许就连涩泽本人都没想到，这一意外的挫折竟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为了求生，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他当时任京都守备，是最有可能继承将军位置的人物。后来，一桥果然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经商还是当官，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政治上的纷争与人格上的完美不是一回事，但是往往又搅在一起。德川庆喜十分聪明，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热衷于摄影、狩猎和民俗研究。为了避嫌，他连旧家臣面都不见。但是，涩泽依然坚守臣道，在经济上多方资助德川，而且不计成本编撰了八卷本的《德川庆喜公传》，以彰显其历史功绩，公正记载幕府末年的史实。涩泽本人此举是为了尽一个家臣的本色，而这一巨著在客观上却成为日本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对于德川庆喜，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明智豁达的将军和忠贞不二的家臣，谱写出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欧洲游历和“以夷为师”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他居然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不仅如此，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爱股,行情,资讯），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论语加算盘：涩泽荣一的经营管理思想

　　身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倡导将《论语》奉为“商务圣经”，主张道德经济合一的经营管理思想，从而培植了颇具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体来说，涩泽重新阐释了东方儒家思想，并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机融合，使日本从传统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奠定了日本经济伦理的基础。

　　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倡导实业兴国，废除了旧的人身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迅速兴起，工业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即需要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合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等价值伦理。然而，官尊民卑和贱商意识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功利主义和商业伦理毕竟是舶来品。对那些一向自负同时又具有社会使命感的日本武士来说，肯定会产生出“排异反应”。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思想观念上“脱亚入欧”谈何容易！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传统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既要对以“重农贱商”、“重义轻利”为主的儒教传统进行反叛和扬弃，又要在传统伦理尚具有强大潜力的情况下，寻求向西方看齐、具有普世价值的“公性伦理”支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涩泽荣一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应运而生。人们往往对涩泽的思想进行“振兴传统文化”式的解读，但仔细考究，不难发现，涩泽思想的主旨，并非在于解决所谓的“世风日下”、“道德颓废”等问题，而是力求改变“轻商贱利”的社会习气以及“权力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建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经济伦理观念。

　　涩泽之所以将自己的经营思想著述起名为《〈论语〉与算盘》，来自于一位名叫福岛甲子三的儒学企业家给涩泽7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刀、一个礼帽、一个算盘和一本《论语》。很明显，“刀”象征武士，“礼帽”象征商人，“算盘”代表经济，《论语》代表道德。涩泽的“《论语》加算盘”之所以被人们解释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就源于此。之后，阳明学者三岛中洲，为这幅画写了一篇“论语算盘说”。其中说道：“孔子为委吏料量平，与栗周急不继富，为政足食，既庶富之，礼与其奢也宁俭，待贾沽之玉，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不曰利，曰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男尝语余曰，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今画师二之，非深知男者也。”大意是：孔子为季氏管仓库时计量公平(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后面的都出自《论语》)，给百姓粮食时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为政的宗旨是先让百姓温饱再让百姓富庶，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自己比作待出售的玉，这些都是《论语》中有算盘的根据。《周易》起数六十四卦就是算盘之书，但利益计算皆出于道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的学说吻合，这是算盘中有《论语》的根据。因此，涩泽认为算盘与《论语》本是一体不能两分，经济萎靡的原因就在于世人把它们分开了。画师把二者分开画，没有得到涩泽思想的真意。由此，“论语加算盘”就变为“义利合一”的代名词，也成为涩泽荣一经营思想的象征。

　　涩泽的经营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这个概念，其灵感来源于日本历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所谓“和魂汉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为根本内核，而以中国的文化为外在手段，类似于晚清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体西用”。

　　涩泽认为，“和魂汉才”很值得继续发扬光大，不过在新的时代，为了适应工商强国的需要，应该提倡“士魂商才”。他说：“士魂商才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间所必备的武士精神，但仅有武士精神而无商才的话，在经济上又会招来灭亡之运，故有士魂尚须有商才。”简单地说，士魂商才就是指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他说：“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为集正义、廉直、侠义、勇为、礼让美德为一体的武士精神虽然为人敬仰为民族的骄傲，可是一些工商业者却认为，如果以此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这种态度乃是只趋眼前之利的表现，必须加以纠正，否则日本将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誉。”所以，“所谓的商才应以道德为本”，它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而“欺瞒、诈骗、浮华、轻佻之商才，实为卖弄小聪明、小把戏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无论是滋养士魂还是培养商才，归根到底都需要从《论语》中得到教诲和启发。从涩泽关于“士魂商才”的解释来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个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养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涩泽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为日本商人的经济活动确定了一个高尚的动机：经营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肉体的私欲，而是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业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为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兴盛；经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通过这种论证和阐释，涩泽确立了经济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合理性，同欧洲新教徒以经商来成为“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异曲同工；同时，涩泽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士魂”，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

　　道德与经济的合一

　　涩泽从《论语》的有关语句为起点，论证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道德与经济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也不可设想背离道德的经济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他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

　　涩泽认为，在日本，存在着武士道与殖产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驰，是受中国宋明理学偏于说性论理影响的结果，而这种把道德与经济分开的倾向，必然给国家带来危害。涩泽批判宋学说：“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然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因袭久而成习，事业与学问截然视为别物而无人敢怪。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在涩泽荣一眼里，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掌握涩泽思想的真实用意。

　　那么，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建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新基础呢？从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涩泽基于自己对《论语》的体认而进行的再诠释。涩泽是这样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前提的，主张“博施济众”；而要“博施济众”，就不能不讲货殖经济；要讲货殖经济，就不能不讲功利和人欲。这样一来，它就使讲求“仁义道德”的孔教与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嫁接在一起了。与此相同，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的解释也是如此。例如他列举了一般人对《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解，说：“由此就认为孔子一味厌恶富贵，是荒谬的”，并举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孔子的言论，说明孔子重视富贵的价值取向。涩泽之所以着重强调道德经济两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传统的“轻商”价值观，伸张“殖产兴业”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鼓励日本民众兴业致富，从而达到立国兴国之目的。

　　主张“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涩泽把“利”区分为公益和私利两种。他对于公益的定义是：“超越私利私欲观念，出于为国家时候尽力之诚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涩泽认为，公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从事工商活动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

　　涩泽在关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合一。他首先强调树立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时他明确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并不是无法统一的，反对把二者对立起来。涩泽认为：“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他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譬如通过火车站的检票口，如果人人认为只要自己先通过那狭隘的出入口就好，那么结果谁也挤不过去，大家会同样陷入困境。”涩泽对“公与私”的关系这样论道：所谓公益与私利本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为公益之私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之私利。商业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此。因此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都不应误解其意义，应专营可致公益之私利，因为这不仅可带来一身一家之繁荣，且同时可致国家之富裕、社会之和平。

　　在涩泽自己的解释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论语》中具有古典性的“仁、义、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点是导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将传统的“义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关系论”。这一点在涩泽的思想中最为闪光。涩泽的“公私关系论”，主旨是伸张商业经营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价值伦理，树立了企业家作为近代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伦理精神，这也是涩泽经营思想的本质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关系上，涩泽的论证与其说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亚当·斯密的“正当私利推进社会公益”的观点。不过，斯密是从私利推及公益，而涩泽是以公益统领私利。比较涩泽与孔子，再比较涩泽与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涩泽的思想特征。

　　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最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时代的缘故，涩泽的思想仍然处于感知体会层次，没有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和文字训诂的角度来看，涩泽的“《论语》加算盘”式经营思想都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欠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涩泽的学说在思想内涵上比较肤浅；有的学者指出他对公益和私利的论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混乱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涩泽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的历史地位。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正如曾担任过日本经济院院长的有泽广己评价涩泽时所说：“产业本身便以与之相符的进取自尊的气象极为活跃地向前推动，在此影响下，无论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业家辈出。”从其思想的实践意义上说，涩泽的经营思想功不可没。

　　1983年，日本的《日经产业新闻》进行了“日本企业家最崇拜的人物”调查，结果显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涩泽荣一。可以说，涩泽荣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价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减。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也依然是日本企业家阅读最多的管理经典著作之一。要想了解近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奥秘和管理思想状况，必须了解涩泽荣一。